一九四九年，周嘉彬手里还有一个军的番号。可兰州一败，他没有起义，也没有再打，转身去了香港。 这个选择很怪。 他不是普通军官。他是黄埔五期出身，德国陆军大学受过训，还是张治中的长女婿。岳父张治中那时已经留在北平，成了国民党方面少见的“和平将军”。 酒泉的机场上，风从戈壁上卷过来。周嘉彬上飞机时，身后是第120军残部，前面是重庆，再往前，是香港。 他没有回头。 周嘉彬，字尚文，云南昆明人。一九二六年前后，他进黄埔军校第五期，后来做过第五期上尉区队长，也给张治中做过少校副官。 黄埔的操场上，他穿军装、扎皮带，跟着口令转身、举枪、跑步。那时他还不知道，自己这一生最难的一次转身，不在操场上。 三十年代，他到德国深造。柏林的军校里，野外演习、骑术、滑雪、游泳，都是军官日课。 蒋纬国后来还对周家人说，在西安王曲七分校的教官里，单杠动作做得最标准的，只有他和周嘉彬。 这不是虚名。 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，周嘉彬和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结婚。婚礼上，宋美龄送了红色条幅，四个字：“宜尔室家”。 张素我不是寻常闺秀。她早年留学英国，抗战后回国任教。周嘉彬从此有了一个绕不开的身份——张治中的女婿。 这身份给过他台阶，也给过他难处。 抗战时期，他做过西安警备司令、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副主任、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。到一九四七年后，又任第八十军副军长。 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，西北局势越绷越紧。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把甘肃保安团和陇南、天水、甘谷、临洮一带新兵合编，凑成第120军。 军长，就是周嘉彬。 这个军成得太晚。番号新，兵也新，西北战局却已经没给它慢慢成军的时间。 兰州战役打响后，第120军守黄河北岸泥湾、金沟口、北海、靖远一线。河风一阵阵吹，阵地上的士兵抱着枪，听对岸炮声越来越近。 周嘉彬心里清楚，第120军不是一支能扭转乾坤的部队。 更要命的是，解放军电台里还传来一句话：“凡属张治中将军麾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与之交火。” 这话像一根针，扎在周嘉彬身上。 打，他是张治中的女婿；不打，他又是国民党军长。起义，未必过得了自己那一关；抵抗，又要把新兵推到炮火里去。 兰州战役结束，第120军残部退到酒泉。九月下旬，周嘉彬跟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等人，从酒泉乘飞机离开。 飞机舱门合上时，他把战场留在了身后。 几天后，第120军残部在酒泉通电起义，接受改编。周嘉彬本人没有站到起义队伍前面，也没有再组织对抗。 他去了香港。 香港的房间里，军装收起来，皮鞋摆在床边。他从国民党军长变成了一个暂住异地的人，门外车声不断，屋里却安静得很。 可张家人没有让他一直留在那里。张治中已经在北京，张素我也劝他回去。 一九五〇年，周嘉彬从香港回到大陆，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。往后，他不再领兵，转任水电部门参事，又成了全国政协委员。 有一次，李克农请他去给培训班作报告，开场时半开玩笑说：“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嘉宾。” “嘉宾”和“嘉彬”同音。台下笑了，周嘉彬也跟着笑。这个曾经的军长，终于在另一个场合坐了下来。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，周嘉彬在北京去世。张素我后来提起那一年，说丈夫四月走了，母亲十一月走了，那是她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与悲愤。 那一年，周嘉彬七十六岁。 北京的病房里，张素我站在床边，看着那个从黄埔、德国、兰州、酒泉、香港一路走回来的男人。军装早已不在，桌上只剩药瓶、茶杯和一副旧眼镜。 一九四九年那架飞机远了，第120军的番号也远了。周嘉彬最后留在北京，没有再离开。 特别